北美留学生求职必读：中美职场文化四大差异

如果你是以下这些人，本文对你来说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笔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下文背景）以及了解到的大公司和小公司的情况发现，中美两国的职场文化和商业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导致职场沟通和商业合作中出现很多陷阱，最终导致双方要么不愉快地分道扬镳，要么浪费巨大的精力和商机。

大多数人会简单地将这些差异归因于工作场所中某些人的语言能力、沟通能力和业务技能。

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英语说得很流利的留学生在美国职场总是无法通过最后一轮面试，或者暑期实习后拿不到全职offer，或者在美国职场得不到晋升。他们感叹美国职场存在玻璃天花板，却看不到印度留学生和来自海外的印度人在美国职场上蓬勃发展。

这同样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在美国取得高位的海归——比如百度前总裁陆奇——出生在中国，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母语也是中文，却依然无法适应中国的职场环境。

本文试图分析其中的原因，衷心希望上述人才与企业能够良性共存、共同成长。

文化差异1：时间和效率

美国职场非常讲究时间和效率，无论是开会还是执行项目，准时出席和完成都是美国职场最重要的关键因素。美国职场普遍使用各种日历系统，提前发出会议通知，准时开始会议，大家在规定时间内讨论指定议题，然后解散会议。

当你和美国人安排电话会议或面对面的商务会谈时，可以提前一到两个月约定时间。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大家都遵守这个公开契约，不会更改时间。美国职场很少在非工作时间——下班后、周​​末或节假日——安排任何商务活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在提前安排会议或电话会议时，人们很少使用日历系统，也很少提前一周以上安排约会。即使约好了，迟到或临时更改时间也是常有的事。公司内部会议也经常突然召集，没有所谓的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之前热议的互联网公司程序员996工作时间，是中国职场的普遍现象。

虽然很多中国企业也将“结果导向”作为企业价值观的口号，但在中国职场文化中，很多管理者依然抱有非常古板的农耕时代地主对待长工的心态：我作为公司老板，养活你，所以你的时间24小时都属于我。哪怕你高效、负责，我也需要看到你每天早晚出现在办公室，随时可以开会，否则我就不开心。

中国公司的会议不仅冗长，高层领导往往占用大量会议时间，以讲课的形式进行单向沟通。大多数人只是听讲、回应，或看手机、看电脑，并不主动参与平等对话。会议质量不高，经常是小规模会议。在中国公司，“我在开会”是职场人士经常告诉别人和家人的状态。周末开会也是常有的事，大家把“会议=工作”画上等号，不考虑会议的成本和效率。

文化差异2：专业性

我曾经和一位国内创业公司的CEO聊过中关村、硅谷的创业文化，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让我思考：

他说，为什么硅谷的创业公司可以小而精，十几个人就能完成中国几百人才能完成的事情？因为硅谷的每个人都是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自主驾驶、自主定位，自我判断路况和应急情况。在国内的职场，一个公司就是一个火车头，拉着十几节车厢在轨道上前行。CEO是火车头，中层管理者是前几节车厢，绝大多数人是火车头后面的车厢和前几节车厢。他们没有自己的权力，也不用看方向，只要跟着领头人走，保持队形就行。

虽然他的话听起来有些刻薄和偏颇，但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也无意伤害任何人的感情。相反，因为他是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以他说的是自己的心声和经验。

多年来，我确实能感受到中美职场中专业水平的差异。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国职场往往等级森严，无论哪个公司的CEO，普通员工都很难有直接的沟通交流机会。中国公司的CEO有一间独立的、巨大的办公室，里面一定有一张不成比例的大实木办公桌和一排带转角的真皮沙发。进入中国公司的CEO办公室，有时有点像进入一个小宫殿。有些CEO还有自己的私人浴室。

很多硅谷创业公司甚至没有单独的 CEO 办公室。CEO 和大多数员工都在一个开放的办公空间里工作，可能在办公室的角落或中间，各自有同样大小的办公桌。大多数员工可以和 CEO 面对面交谈和打招呼，CEO 甚至没有自己的卫生间，所以每天在公共卫生间碰到他并不罕见。

据说，联想杨元庆在升任少壮派时，曾做过一件让联想震惊的事：为了杜绝员工之间称呼“CEO”的习惯，他每天早晨都站在公司门口，要求员工称呼他“元庆，早上好”。这在中国职场上确实是一件值得回忆和赞赏的事情，虽然在美国职场上没有这样的规定，所有员工，无论级别高低，都直呼对方的名字。

在一个开放、等级森严、平等的商业社会里，人们自然会更加积极主动，更愿意成为有自己动力和目标的自动驾驶汽车；反之，人们则会为了保护自己、减少冲突，而顺从权威，放弃自己的思考和动力。

文化差异3：信任

中国是典型的High（高紧密度关系社会）。在这种文化中，大家优先考虑那些有共同联系和基础的人：例如同学、老乡、校友、战友、亲戚、熟人。一切都好办，大家互相都客气。至于街上的陌生人，可能从始至终都没有交集，双方都很谨慎，信任感很低。这个因素在中国的职场文化中也起作用：大家先不信任对方，要经过相互考量和考验才能建立信任。一旦建立了信任，很多事情就可以高度灵活。很多时候，中国还是一个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和熟人一起做事更容易。

美国是一个所谓的 Low（低紧密度关系社会）。这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政教分离的国家有很大关系——无论是在学校还是职场，除非是非常小的地方，很少有那么多背景和价值观相似的人——所以美国用 Law & Order 的法治精神来管理社会中不同族群的共存。在美国呆久了的人，很少会考虑多认识几个交警、主治医生、特教老师、税务局等“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的稀缺资源，来处理诸如超速罚单、家人重病、孩子托儿、公司税务等事情。熟人和制度之间，制度更重要。

在职场文化中，中国公司管理层经常会假设员工和部门主管不值得信任、不称职。然后，在证明自己值得信任、称职的过程中，如果成功了，员工和部门主管就会成为自己的人，可以委以重任。即使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也有原谅的余地。这种“有罪推定”（直到）是中国职场中非常东方化的现象。

而美国企业则不然。美国职场首先给予员工充分的信任和尊重——通过任职期间签署的法律文件和公开透明的公司制度作为高度信任的法律保障——然后如果员工被证明不值得信任，后果将非常严重，不仅可能离开公司，还会影响员工未来的个人就业和个人生活。这种“无罪推定”（直到）管理方式是建立在法治社会的重要前提之上的，否则可能并不合适。

文化差异4：沟通风格

在微信出现之前，中国职场主流的沟通方式是手机短信和网络即时通讯，其特点是简短、快捷、方便。2011年以后，微信开始以势不可挡的方式进入职场沟通模式。近几年，阿里巴巴的钉钉也在职场沟通模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美国，电子邮件从推出的第一天到 2019 年，依然是职场主流沟通方式。美国人不是不知道使用 、Slack 等的好处，而是因为电子邮件的书写方式继承了纸质信件的书写方式，同时还具备法律效力，便于归档查询。而且，由于电子邮件的广泛普及，你可以用电子邮件与任何人沟通，而不必强迫对方必须和你拥有相同的沟通方式。

中国公司的本地员工甚至CEO经常会沮丧地发现，新入职的海外员工、高管或合伙人几天不回复一条微信。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人几天不回复微信是有多忙或多粗鲁。他们可能不知道，美国职场中的许多人可能没有每分钟查看微信/即时通讯工具的习惯。或者他们只是认为微信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私人沟通方式。

在美国工作了很久的人经常会感到沮丧，他们发给中国同事或客户的公司邮件好像被遗忘了一样，一个星期后没有人回复。他们不明白是公司的邮件服务器出了问题，还是收件人的地址不正确，还是对方不明白他们的信息。他们不明白，在中国的职场文化中，电子邮件更多是用来接收信息（比如公司文件或订阅邮件），而不需要立即或任何形式的回复。

工作场所文化中另一个有趣但也许有些好笑的差异是语音邮件。

在美国电话文化中，留言是一项基本元素。从早期的答录机到后来的手机语音信箱，整个社会都理解并接受，给无法接电话的人留言不超过 60 秒是适当且得体的。

在中国，电话和手机的语音留言从来就不被理解和接受。2006年，我从海外回到北京创业，按照海外手机通讯习惯，付费开通了中国移动的语音留言账户。结果，我没收到一条像样的语音留言。多数时候，对方听到的是“这是某某的语音留言，请留言”，然后自言自语“怎么了！什么语音留言，我是不是打错电话了？”这样的无效留言。几个月后，我受够了，删除了语音留言。

但微信的广泛流行也带来了另一个令人费解的文化差异。由于微信允许免费语音留言，且不限长度和频率，许多人开始使用微信作为录音机，给对方留下长语音信息，尤其是在商务场合。我很惊讶地遇到一个人给我留下了一段很长的录音，以讨论一项重要的商业合同条款。我不知道她是因为太忙而无法写信，还是她觉得自己对商业礼仪和合同谈判的精神一无所知。简而言之，我的回应是回复一封正式的电子邮件。我没有听她微信语音留言中的任何一个字。

上述差异体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管理风格，并对职场行为和管理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